六四 政治 藝術家 |
周惠娟 |
藝術家是否只談風月?藝術家的靈氣是否就是不食人間煙火?藝術家的「情」的表達是否可以與政治完全脫節?一個藝術家的藝術層面是否只是情呀、愛呀、母親呀、父親呀、朋友呀? 如果藝術家的親人被一枚子彈穿入心房,那刻骨銘記的日子是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地點天安門廣場。那麼藝術家的藝術焦點是六四的創傷,如何表達這份哀痛,不敢吶喊的藝術家,是否仍然保持明澈的藝術魅力,不敢讓人知道愛憎;不敢反抗吶喊的藝術家,是否仍然保全藝術的留存價值?文藝是否完全可以與政治脫節? 近日有好些朋友及長輩勸我切勿寫那些對政治產生敏感的文章,努力當一個藝術工作者吧,寫一些有感性的文章,最好避開政治及社會敏感問題。我迷惘了一陣子,但從這些關心的忠告,說明中國人太怕事了。怎樣的人民,會出現怎樣的政府,我深信不疑。 又是六四了。六四除了政治到底給我啟示了些什麼?一九八九年五月十四日北京高校學生,以純潔的愛國心寫出了震撼人心的絕食書,相信歷史會給予這封染有血淚的告世人書,享有高度的文學藝術價值。 學生的「絕食書」這樣寫道:「在這陽光燦爛的五月裡,我們絕食了……同胞們。一切有良心的同胞們,請聽一聽我們的呼聲吧! 國家是我們的國家, 人民是我們的人民, 政府是我們的政府, 我們不喊,誰喊? 我們不幹,誰幹? 儘管我們的肩膀還很柔嫩……但是我們去了,我們不得不去了,歷史這樣要求我們……別了……我們用生命寫成的誓言。」 六四是中國歷史上一個重要時刻,他們不是英雄式的去尋死。「絕食書」說:「我們只有一個請求,請你們不要忘記,我們追求的絕不是死亡。因為民主不是幾個人的事情,民主事業也絕不是一代人能夠完成的。死亡,在期待著最廣泛而永久的回聲。」 文學藝術不是為了服務,更不是為政治服務,但文學藝術滲著時代的光明與黑暗,人是社會的動物,文學藝術可以不含政治因素,其表現同樣優秀的,但一定要誠與真,但處於受壓制的環境,文學藝術家為怕惹事,而一味往純文藝裡尋,凡缺乏熱情與膽色的藝術作品,都只是一堆浮面的華麗或顧左右而言他的言詞。自禁或被禁都是扼殺藝術家創作之大敵。被禁的藝術家,只是一時創作上的沉寂,一旦機會來了,便會衝出重圍,恢復創作生命力。可是,自禁像是提前把自己的生命力凍結,這是很可怕的事。 也許中國做了太多令人民擔驚受怕的事。講道理、講民主的領導都是沒有好的下場?胡耀邦之死於鬱結,趙紫陽之下台於良心,人民又能夠做些什麼呢? 六四 我為這日子又再流淚,亦想起趙紫陽到天安門廣場看望絕食學生的情景,他對學生說::「我給同學們講幾句話,我們來了,但是太晚了,對不起!對不起同學們……。同學們,還年輕,來日方長。你們應該健康地活看……你們不像我們,我們已經老了,無所謂。」那是五月十九日凌晨四時五十分。 物價飛漲、官倒橫流、強權高懸、高僚腐敗、大批仁人志士流落海外、社會治安日趨混亂。這些都是絕食者所言。至今五年了,民主自由制度不是一天可以得到的,需要人們的正義和堅強毅力,這樣就不曾失掉六四的意義。 原文載於香港聯合報5-6-199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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