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下海與翻身 |
周惠娟 |
文人下海成了時興名詞,隨著是藝術家下海,不知何解?文人下海比藝術家下海更能引起人們的注目和爭議。很可能藝術家多是拋頭露面,當中有賣藝的味兒。既然如此,亦不會太過違反常規。 可是文人下海真是個大話題,文人是知識分子,在中國傳統來說,士大夫之謂也。土可殺不可辱,做生意講錢謀利,商場如戰場,兵不厭詐,文人能否度過清高的心理關口? 筆者從來對文人做生意帶有極大的存疑,文人所做的是學問,而生意人所做的是人的生存所需。文人的學問是從書本得來的,生意人的生意眼是從社會結構得來的,一切都講求實際效益。 因此在現實生活中很多人都認為書生論「政」、論「經」。理想多於現實,很容易犯上紙上談兵的毛病。 再者文人性格感性多於理性,容易動搖及動感情,一旦這種性格帶入你爭我奪的商場,便注定了失敗。 但在中國大陸的文人,他們證明了一個新定義,文人一樣可以從商賺錢。其中是有一定的社會背景。大陸的文人與中國傳統思想的文人在心態和氣質上有了一大段差距。在「文革」期間,文人紛紛被動員上山下鄉,有的被派往當工人、苦力、售貨員等……以及當時盛行開會檢討批鬥,可以說是使一個人的性格和氣質起了一定的改造和變化。 在深圳、上海和北京,我常接觸到這類文人商人,他們給我的印象是,善於詞令,做生意的手法穩、準、狠兼而備之,其中可以說是良莠不齊。良的文人商人善於運用學識,及處事有常理常規,當然因為有的是文化,很容易把平凡的說成不朽。在講求包裝的資本主義社會是司空見慣的,這也是大陸文人商人的另類包裝罷了。此外,他們一反文人本色──講錢失感情。當他們涉及到生意利益時,絕對視賺錢為神聖的目的。他們知道實況社曾──一切經營目的脫離不開人的生活需求,再進一步善用知識,擴闊了運籌帷幄的思維力量和決策焦點。如愛恩斯坦說他自己的一半大腦是科學,另一半是文學。助長他們成功是瞭解生活及能屈能伸。 壞的是,有些下海文人,那副劉佬佬初入大觀園的嘴臉,真嚇怕人。就以去年在深圳認識的一位大學教授,今年春節寄來一張賀年咕,第一句問好,第二句開宗明義談生意。上月在深圳我們約見,他侃侃而談商業大計。希望找到外商投資由上海市直達北京的高速公路,我不懂地埋學,也不懂科技,他邊說邊探索尋找在香港和外國認識的人物。 最後他問我父親是否大商家,我隨口說是學術研究者,誰知這位前大學教授言語馬上失掉光采,面孔一沉,說話節拍頓時減慢了一半,我心知肚明,研究學問的人那裡有足夠金錢往國內投資,心頭一轉,其實可笑其人俗氣。我告訴他父親是經濟學者,啊!這一來他又神氣起來,希望我的父親能詳讀其計劃書,及有機會多結識一些香港及外國財團。 他樂此不疲以其文人不爛之舌說這項工程。若然集資成功,必然是賺大錢的項目。 其實這位大學教授我初認識他的時候,給人的印象很不錯,他覺得一個國家若真要富強起來,音樂、文化、藝術必須不容忽規,只要人的質素好起來,政治才變得合埋。這是頗有深度之言。但短短幾個月竟然轉變成只談利益不談文化的人,也許是好些文人下海的一幕生活寫真。 原文載於香港聯合報15-3-199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