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回顧與反思

周惠娟

1989年中國爆發了六四民運事件,時光飛逝,一轉眼間又是十五年的歲月。

回想當年我為趙紫陽對絕食的學生說的一句話: “我來遲了……”而流淚>。當時是被表面的學運與民運激情所感動,同時亦因為六四事件,令我深入瞭解中國當時所處的形勢。

89年期間,中國正處於由非常貧窮落後的共產國家,轉到走向經濟改革的社會主義制度,深圳是第一個開放經濟的特區試點。由於走上經濟改革之路,有人富裕起來,出外留學的學生為數不少,社會上多了不同思維的人,尤其是知識份子和大學生對美國民主都抱著此曲只應天上有的美麗幻想,人們以為美式民主是最理想的民生目標。

前蘇聯國家領導人戈爾巴喬夫,就因美式民主連國家都斷送了。

趙紫陽的民主作風在1989年國家經濟和人民生活以及知識水平都在於起步階段,這不失為浪漫的政治理念,以中國一窮二白到剛走向自由經濟,馬上推動民主化,很容易產生內亂和暴亂,說不定步上戈爾巴喬夫的後塵。

當時的知識份子,以為民主就是人民完全自主的空泛思維,人們只在名字上去沉醉「民主」兩字,萬萬想不到原來「民主」背後的理據是「制約」、和「自我約束」。換句話說是;你有你的民主,我有我的自由,在兩者之間要立上一條人人遵守,並且符合法律符合國家理益的條例。

在奉行民主制度的國家,人民的自律性很高。

大美國主義不斷輸出其大民主制度,結果把很多國家都斷送了。

民主之路是按國情與人民水平和思想慢慢去推進的,一點都不能急,所謂欲速則不達。

(本文節錄自“談談笑笑-我手我寫心 2004年5月10日”版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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